从宝钞看明代商品赋税的失败（一）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发行太明通行宝钞，明代经济政治生活因之受到重大影响，学者们对此颇为重视，纷纷撰文探讨。

    从源头上说，一、滥发宝钞出於财政目的朱元璋声称，发行大明宝钞目的在于“便民”。但史实证明，他的真正目的是在于财政需要。

    宝钞发行之初，明朝就规定，百姓可用金、银兑换宝钞，金1两兑钞4贯，银1两兑钞1贯，但宝钞不许兑换金、银。这种单向兑换，使宝钞实际上成为不兑换纸币。明王朝依仗国家权力发行这种不兑换纸币，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对洪武时宝钞的年印制量，《大诰续诰钞库作弊第三十二》透露说：“洪武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造钞起，至十二月天寒止，尽力所造钞六百九十四万六千五百九十九锭。临奏钞数，已（被宝钞提举司和户部）匿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锭，……”据此，洪武时年造钞是694.6599万锭。宝钞印制量当然不等於它的发行量。宝钞依仗国家权力，通过财政支出单一渠道，被强制地投放于市场。

    洪武时发给各盐司食盐工本钞数额：

    盐司岁盐引（万引）每引给钞（贯）给钞总额（万锭）

    两淮盐运司35.22.517.6

    两浙盐运司22.042.511.02

    长芦盐运司6.3122.52

    山东盐运司14.3325.73

    福建盐运司14.4525.78

    河东盐运司30.4212.16

    广东盐提举司4.6821.872

    海北盐提举司2.720.27

    四川盐课提举司1,012.*****.08

    云南盐课提举司7.1822.872

    陕西盐课司13.1525.26

    合计1,163.14（万引）

    470.164

    据《洪武实录》卷一五九、《明史食货志盐法》制表。从上面记录可知，洪武时全国年办盐引1163.14万引，应给工本钞约470万锭。

    在宝钞的经常性支出中，这是最大的一笔，也是唯一的生产性支费。如果加上军兵月盐钞，洪武十七年以后仅这两项岁支钞就超出700万锭，超过了每年宝钞的印制量。除上述各项经常性支出外，宝钞还供临时性支出，包括赏赐文武官员、士兵、内外使者、工匠，以及赈灾，采购粮食、马匹等。临时性支出在洪武十九年至二十六年间达到顶峰，数量之多，实在惊人。洪武十九、二十两年，临时性支出在万锭以上，仅就《洪武实录》记载，就有上面所列的10项。还有洪武十九、二十年临时性支钞万锭以上项目数额。

    时间项目数额（万锭）见《洪武实录》卷数

    十九年二月赐云南各卫军士15。

    十九年二月赈河南饥民5。

    十九年三月赐全国官员每人柴炭薪每月钞50

    十九年四月赐乌撒等卫军士15。

    十九年五月赏江西袁州等卫从征云南士兵4.9179。

    十九年十一月往陕西河州等卫市战马39。

    二十年六月赏陕西、山西、北平军兵

    11.5万人，每人钞5锭57。

    二十年八月以钞赴四川市耕牛万头3.2185。

    二十年八月赏钞给调往征云南的湖广兵56.8185。

    二十年十一月赈济南、东昌、东平三府饥民31。

    二十年十一月遣官运钞赈登州、莱州二府灾。降至洪武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间，临时性支出数额更为巨大，动辄十余万锭甚至几百万锭。

    以上可以算出，除难以计算的项目外，洪武十九年临时性支出在10万锭的项目共计支钞80.555万锭。洪武二十年增至249.555万锭，二十一年仅仅10万锭以上的临时支出共计钞937.49万锭，二十二年增至1442.38万锭，二十三年稍降至1，058.8985万锭。其中以不能兑换的纸币向民间买耕牛、马匹、粮食，无异於对百姓的劫夺。

    货币流通量要商品流通量相适应，这是货币流通规律。违反这一规律，货币发行量超过社会商品价格总额，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货币贬值。

    明初社会商品价格总额多少？大明宝钞年流通周转次数又是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大明宝钞的迅速贬值，从反面证实了它的发行量过多。这也是洪武后期以来许多朝野人士大声疾呼的不争事实。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户部尚书赵勉报告：“近闻两浙市民有以钞一贯折钱二百五十文者”。宝钞已贬值75%，但朱元璋仍坚持宝钞初发行时原定官价：“凡钞一贯准钱一千”。二十七年，“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不行。”

    朱元璋滥发宝钞，是凭藉手中权力与客观经济规律相抗衡。而宝钞的大幅贬值，是对无视或者说是不懂得经济规律的当权者的惩罚。应该说，受到惩罚的朱元璋是有所收敛的。他听到宝钞大幅贬值的消息，虽然口中斥责“民心刁诈”，但从二十七年开始临时性财政开支的宝钞数额急剧减少。从《洪武实录》统计可知，二十七年至三十年的4年间，临时性支费的宝钞总额不足65万锭。但是，永乐年间，朱棣滥发宝钞不逊於朱元璋。他不仅同样以宝钞大量赏赐功臣和士兵，而且将洪武后期京官领取全数俸米的制度，改为米钞兼支。这在前面已叙及。永乐七年六月，又增设北京宝钞提举司等制钞机构，规制如南京，从而使宝钞印制量成倍增加，以满足朱棣财政支出的需要。当然，这只能引起宝钞更大幅度的贬值。

    二、劫夺百姓的回笼政策为遏制宝钞的贬值，从洪熙以后，明朝大力执行宝钞回笼政策。永乐后期市场已拒绝使用宝钞。明朝又屡禁以金、银、铜钱作交易手段，造成民间日常买卖惟用布帛米麦，相当发展的商品市场竟然回到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通过回笼以提高宝钞币值的建议被提出来了。洪熙元年，户部尚书夏原吉建议宝钞应“为法敛之”，仁宗同意，而后宣宗、英宗在宣德、正统年间大力执行。通过货币回笼阻止币值下贬，这本是金融货币调控的正常措施，办法有二。

    一是增加商品投放量，但明王朝手中没有足够商品可供实施。

    二是以贵金属金、银回购宝钞，明朝也有人提此建议，如正统时少保黄福主张“宜量出官银”倒换旧钞，但被户部拒绝。明朝回笼宝钞的办法是，国家既不花钱又可以达到回笼目的，那就是增加税种、税额和各式各样的罚款名目。

    明初滥发宝钞是为财政需要，而宣德正统间又主要是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来回笼宝钞。

    具体措施如下：

    1.征收“户口盐钞”。永乐二年都御史陈瑛建议“暂行户口食盐之法”，强近全国官民计口配盐纳钞。大口每月配盐2斤，纳钞2贯，小口折半。

    据陈瑛估算，实行后每季可收钞5000余万锭（注：《永乐实录》卷三十。）。经群臣讨论，成祖准行：大口月配盐1斤，纳钞1贯，小口折半，称“盐钞”。不过，由于乡村小民得钞不易，可纳米配盐，称“盐米”。

    2.增收门摊税。明人说，“若门摊一节，……只税店面”。可见门摊税指的是店面税，它不同於三十税一的交易税，於明初就已存在。洪熙元年下令增收门摊税40倍。宣德元年以增收40倍太重，降为增收5倍，并规定只在顺天、应天等府以及除云南、贵州之外的各行省中33个“商贾所集之处”城市增收。此外，宣德四年六月又一举增征四种税。

    3.开征蔬地果园种植税。规定南北二京军民种植蔬果货卖者，蔬菜地每月亩纳钞300贯，果树每10株岁纳钞100贯。八月，此税种推及广东、浙江、江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但税额稍减。宣德六年又将蔬菜地种植税减半。4.增收塌房、库房、店舍税，每间每月纳钞500贯。同年，对油坊、磨坊、砖瓦窑、木植场、裱褙铺、车院店等征收数额不等税钞。宣德六年以后，税额有所降低。正统十四年塌房等税每间每月降至400贯。

    5.开征驴车、骡车运输税。凡受雇装载货物车辆，每辆岁纳钞200贯。七月，还开征牛车、小车运输税。此后，车辆运输税增减不时。

    6.设钞关，征船料。在从北京至南京的运河沿线的主要城镇霍县、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和南京上新河设立七个钞关，征收船料。规定七钞关间的每一航段，过往船只每百料征钞100贯。南北两京直航者每百料征500贯。此后，运河和长江沿岸各钞关时有废置。据成化十六年户部报告，各钞关年征钞约2400万贯，即480万锭。

    7.罚钞。除上述增税措施外，还有各种名目的罚钞。如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颁布私宰耕牛十倍罚钞令。宣德元年十月，实施笞、权罪赎钞法。同时又宣布罚钞赎脏例，金每两赎钞8万贯，银每两赎钞2000贯，铜、锡、铁、铅、丝、罗、棱、官棉布等各有赎钞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