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73 内阁出奇的一致】
朱由校问的问题是：“关键谁能保证前朝控制不好，到了我们手里就能控制好呢？” 天启皇帝朱由校提出了问题的核心，而且还非常的精准。 而韦宝韦爵爷的回答却是，可以将海关和水师都交给东厂太监们去管。 韦爵爷的话，可以称得上技惊四座了，任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答案。 因为韦宝看的很明白，皇帝唯独担心的，最最担心的，就只有一条，经济失去控制，钱到不了自己手上，水师失去控制，养出海上的军方。 韦宝将钱和军队都交给太监直接管理，一下子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但是韦宝似乎忘记了一件事，大明的太监只能偷偷揽权，至少不是名正言顺的，所以言官们才敢于一个个的跳出来撞墙当忠臣。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皇帝将君主权力赋予一部分给自己的家奴--宦官，让他们去干预朝政，就会形成宦官专权。 这种现象的形成可能有两个决定因素，一个是皇帝受到来自外朝文官集团，包括带兵武将的威胁，另一个是皇帝个人权力与文官集团权力的对比。 前一个因素决定皇帝重用宦官的权利有多大，他感觉到来自文官的威胁越大，就越有可能提拔宦官，让他们去制约外朝群臣。 后一个因素决定宦官干政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就算皇帝极力想提拔宦官，但如果文官集团足够强大，就能挫败皇帝的努力。 洪武初年，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不得干预政事，对宦官控制很严。 朱棣因夺帝位曾得助于宦官，故视他们为亲信，设东厂，由宦官主持。 宦官开始取得出使、专征、分镇等大权，为后来的宦官专政提供了条件。 宦官专权，始于英宗时的王振。 王振因得英宗宠信，权势益炽，跋扈不可制。 明初鉴于前代宦官之祸，制铁牌置于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防范严密，宦官无机可乘。 朱棣起兵“靖难”，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许多宦官立过战功。 如狗儿、李兴、郑和、马靖等，开始受到重用。 “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虽然宦官参与了不少政治活动，但还没有达到专权的程度。 明英宗时，开始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 太监们可以利用司礼监干预朝政。 在宦官24衙门中，司礼监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权力极大。 “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 势焰在内阁之上。 cao纵政府官员的任免，甚至左右内阁大臣的去留。 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 担任镇守和守备等职务。 cao纵厂卫，实行特务统治，残害官民。 大明朝的太监们，权力升级，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即成化以前的王振专权，成化年间的汪直专权，武宗时期的刘瑾专权，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专权。 正统年间，王振在朝中擅权，屡次对麓川用兵，劳师糜饷；挟英宗亲征瓦剌，致遭土木之败。 成化年间，由于明宪宗耽于逸乐，不问政事，遂使宦官得势。 有名的宦官有汪直、尚铭、梁芳、钱能、韦兴、陈喜、王敬等人。 其中以汪直最为有名。 汪直在皇帝授意下，建立西厂，所领缇骑倍东厂，势力大大超过东厂和锦衣卫。 逮捕朝臣，有时先下狱而后奏闻，有时旋执旋释，竟不奏闻。 屡兴大狱，激化了朝臣与宦官的矛盾。 宦官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 武宗时，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称为“八党”，也称为“八虎”。 刘瑾最为专横跋扈，大臣的奏章要写两份，必须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 内阁大学士焦芳、曹元都是刘瑾的党羽，焦芳甚至跑到刘瑾家中去办事。 北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朱皇帝”、“刘皇帝”，或者叫“坐皇帝”、“立皇帝”。 明末皇帝不亲理朝政，大权由贪婪的宦官集权把持。 魏忠贤就更加不用说了，炙手可热，权倾朝野。 “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 许多官僚认他为义父干爷。 他凭借厂卫广布侦卒，陷害百姓。并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兴大狱，杀东林党人。 自称九千岁，下有5虎、5彪、10狗等徒子徒孙，阉党遍布全国，权势达到了顶峰。 宦官不仅在政治上弄权，而且在经济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勒索大量财富。 王振家藏金银60余库，刘瑾家有黄金24万锭又57800两。 宦官专权，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不安。 对于中国的历代王朝而言，如何处理好宦官问题，是一个颇为费脑筋的事情。 强如汉唐，也因十常侍之乱和甘露之变而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与汉唐相比，明朝的宦官问题颇有特色。 在明朝，宦官们虽然没有东汉末年和晚唐时宦官动辄废立皇帝的巨大权力和嚣张气焰。 但有明一代，宦官们得势之久，巨监权监数量之多，可谓世所罕见，为其他王朝所不及。 为什么明朝宦官势力在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上你来我往，得势如此之久呢？ 要想探究明朝的宦官问题，首先要先从明太祖朱元璋说起。 在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借鉴前代宦官弄权导致帝王身死国灭的经验，制定了严格的铁律来禁止宦官干政。 贫苦人家出身的朱元璋认为，宦官就是皇帝的家奴，每天在宫里扫洒侍奉便是其本职工作。 干预政务，染指兵权简直是无法容忍的事。 为了让后世子孙牢牢记住自己的祖训，朱元璋专门在宫中铸造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的铁碑，以警戒后继之君们。 明朝日后的宦官问题，看上去与明太祖朱元璋没什么关系，明朝太监势力的强大全都是因为后来皇帝的不争气，将太祖的祖训当成了耳边风的缘故。 然而，事实是明朝宦官势力的巨大，恰恰和这位对待宦官颇为严厉的太祖有关。 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给子孙后代扫平道路，他废宰相，屡次大杀功臣勋贵，仅诛宰相胡惟庸一案便株连三万余人。 使得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也为后来宦官干政埋下了隐患。 “这万万不可，东厂负责侦办缉拿，权力已经被人诟病过大。锦衣卫与东厂并列，活动加强，合称为厂卫。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朕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现在若是掌管所有的大明水师，天下人会怎么看？”朱由校问道。 韦宝一听皇帝这么说，心里就有底了，朱由校并没有担心不可以开海禁，没有担心把整个大明水师收编在一起，而是担心别人的看法。 说明皇帝不排斥他的发略，甚至已经偏向于接受了。 “陛下，天下是陛下的天下，在大明创建之初，太祖百废待兴，什么制度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定下，世易时移，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海禁可以增收，统一收编所有水师，既可以保障海防，严查关税，防止民间有人不通过朝廷而私自出海。他们私自出海所创造的利润，可是和大明朝廷毫无关系，都便宜了与之勾结的官府，以及冒着杀头风险出海贸易的民间海商。陛下知道这些银子，远远高于大明每年收上来的赋税总和吗？所以，大明搞不搞海贸，海贸都一直存在，所以，不如重新洗牌，形成制度化，堵上漏洞，让九成以上的银子都进入国库。”韦宝道。 “朕现在说的不是这个事儿，不是在问可行不可行，而是朝臣们肯定不会同意的。”朱由校叹口气道。 “他们凭什么不同意，当初太祖起兵，成祖皇帝起兵，还有大明有几位亲自带兵的皇帝，皇帝亲自领军，有何不可，东厂领水师，就相当于陛下领军，再说了，京营不就是陛下直接统属的吗？怕谁说？敢胡言乱语者，是见不得陛下好，见不得大明好，其心可诛，该诛杀九族。”韦宝咬牙切齿道。 朱由校心里听着暖融融的，感觉韦宝真是最大的忠臣，这么为皇家着想，这么为朕着想。 东厂即东缉事厂，是明代的特权监察机构、 特务机关和秘密警察机关。 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亲信宦官担任首领。 地点位于京师东安门之北。 明中叶后期锦衣卫与东西厂并列，活动加强，常合称为“厂卫”。 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明朝宦官干政之端。 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用武力非法推翻了建文帝政权，在南京自行登基，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永乐皇帝。但当时社会上对永乐政权的合法性异议纷起。 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 而朱棣亦对朝廷大臣多不信任。 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 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朱棣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 而且太监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于是朱棣一反太祖关于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的禁令，重用宦官。 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明成祖朱棣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决定设立一个称为“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的新官署，命所宠信宦官担任首领。 建立东厂还有监视锦衣卫的意图。东厂建立更深的背景是明代加强中央集权。 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挥，后来统辖权移到宦官手里，其权力在锦衣卫之上。 成化十三年，1477年春正月，明宪宗增设西厂，用太监汪直为提督。 其为员权力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及至宪宗时又复设立“西厂”。 这个机构“不特刺jian之权，薰灼中外，并东厂官校，亦得稽察”。 其后虽因内阁大学士的“谏阻而罢”，但至武宗时“西厂复设”，形成东西“两厂对峙”的局面。 更有甚者，未几又设立“内行厂”，以大宦官“刘瑾躬自领之”，东厂、西厂皆受监临，“逻卒四出，天下sao然”。 明朝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封建专制的皇权面临严重危机，明熹宗重用宦官魏忠贤，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魏忠贤在宫内选会武艺的宦官组成一支万人武装队伍，作为羽翼。 在外收罗齐楚浙党为主的官吏作义子走卒，人称“阉党”。 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将有田尔耕等“五彪”，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徧置死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