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煮酒论史
五月初的第一个星期天，粟云飞在保定的家里，睡到六时，就起身跑步，然后做早餐给老婆吃。 吃完早餐之后，粟云飞笑迷迷就对张嘉祯说：“今天有很我客人呀！我的老战友，岳维贤夫妇。还有岳超智。我还让岳超智，接上虞亚男一齐来。” “是呀！”张嘉祯说道。 “你昨天才到家，本来应让你好好休息一下的……。”粟云飞说道。 “不用多说了，我知你想说什么了。我帮你好好招待客人就是了。”张嘉祯回答道。 话刚说完，门铃声就响了。 粟云飞打开门一看，大吃一惊。只见来的人，不是预约的客人，而是军长戚冠宇、政委李碧书，还有周铁树和欧珠。在他们身后，跟着一位皮肤黑黑的女子。 安排大家坐下后，粟云飞对大家说：“贵客呀……。” “什么贵客，他们是来挖墙角的。”戚冠宇打断了粟云飞的说话。 “不，不！”周铁树急忙说：“我们是来派糖的。” “派糖？”粟云飞感到有点惊奇。 “就是我们的老战友：欧珠！前几天，已经与岳晓铃小姐结婚了。”周铁树一边说，一边指向一同来的那位女子。 粟云飞马上站起来，对欧珠和岳晓铃说：“恭喜两位，百年好合呀！同时我也要多谢两位。你们建的亚东机场，对我们打胜仗，功不可没呀！” “老战友，不必客气。请吃糖。”欧珠急忙站起来，向大家派糖。 这时候，门铃又响了。粟云飞打开门一看，这次来的是岳维贤夫妇，以及一个身材高挑的混血美女，还有一位中年白人。 “婷婷表姐！”屋内的岳晓铃，叫了起来。 “是铃铃表妹呀，很久不见呀，真是想死人了。”这是婷婷的声音。 “这是我的好友雷蒙，这是雷蒙的女儿，婷婷。”岳维贤介绍婷婷给大家说：“婷婷辞去在美国的所有工作，正在畅游全中国，前两天刚到北京，刚好他父亲雷蒙，也在北京，住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就带她们一齐过来了。” “是呀！”婷婷说：“我香港读书的时候，中小学老师都说，大陆经济很落后，很快就要崩溃了。但我这次去了印度一趟，与中国作了对比之后，终于感觉到，自己被洗脑了。我想好好看一下自己祖国的真实面貌。” 大家一边说，一边进入屋里坐下。互相客气一番之后，雷蒙首先说道：“你们万岁军，装备最先进，战斗意志最顽强，战役战术最高明，真可谓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劲旅呀！你们带兵的人，真乃是超时代战神呀！能够来到这里拜访，我三生有幸呀！” “那里，那里！都是前线战士们的功劳呀！”粟云飞客气地回应道。 接着，岳维贤说道：“我们俩夫妇，准备去南方，找新的工作单位。这次来，主要是见一见老战友，向老战友们道别的。” “为什么要找新单位，你们夫妇，不回美国了吗？”欧珠问道。 “没错，我们辆人，恐怕今生都没法回美国了。”岳维贤说道。 “为什么呀？”大家问道。 “我们夫妇，从部队退役，然后去美国，是组织的安排。这次重新找工作，也是组织的安排呀。”一听到岳维贤这么说，大家就明白，不再细问了。 但欧珠还是追问道：“即然组织要求，你们不再回美国，那照理应该安排，你们一个好去处呀！” “没错，组织为我俩，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去处。但是，我们商量后决定，自己找工作。一是因为北方的气候很寒冷，我俩实在适应不了。我们都想回到广东工作。二是因为我俩有一个共同的业余爱好，就是研究历史。一有空闲，我俩就海阔天空地说古论史，乐也融融。最近一两年，我们在历史研究上，有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心得和观点，我们想把这些心得和观点整理出来，供后人参考。所以，我俩决定自己找工作，到大学研究历史。” “是那段历史呀？”欧珠问道。 “是李约瑟难题。”岳维贤回答。 “能不能先让我们，知道一点？”欧珠继续追问。 岳维贤望了一下妻子，只见她点了点头，不反对。于是就说：“即然老战友想听，我就班门弄斧，说一下给大家听。” “很好，很好！我们就来个煮酒论史吧，中午我请大家喝茅台。”粟云飞本身就是个历史迷，所以很欢迎老战友的发言。在场的李碧书、周铁树、雷蒙和欧珠等人，也个个都是历史迷，所以也很期待岳维贤的发言。 “我们先从李约瑟难题谈起吧。”岳维贤说道：“李约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他在书中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李约瑟自己认为，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指出，中国在前现代时期，科学技术方面存在优势的原因是大多数技术发明基本源于工匠和农夫的经验，科学发现则是由少数天生敏锐的天才在观察自然是自发作出的。到了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验获得的，科学发现则主要是通过以数学化的假说来描述自然现象以及可控实验方法而得到的。中国在前现代由于人口众多，在这些方面占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在现代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依靠经验，而没有成功爆发科学革命，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科举制度的课程设置和激励机制阻碍了从事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导致中国没有实现从原始科学向现代科学的飞跃。” “一般人认为，科学与技术，是同一回事。事实上不是。科学有自己独立的体系，技术也有自己独立的体系。技术可以来源于科学，也可以来源于个人的经验。”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在古代的时候，技术与科学无关，都是个人凭工作经验，所发明出来的。即使如此，我国古代，仍然发明出了许多，对人类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技术成果。大家熟识的例子，就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我国到宋代，技术发明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峰。例如，我国宋代生产的瓷器，当时就打遍全球无敌手。西欧那些贵族们，看着精美的中国瓷器，往往视为神物。这是因为，中国已经掌握了一千二百度的高温冶练技术，西方的冶练技术，还达不到这个高度，他们搞不明白，中国瓷器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所以被看成是神器。” “但是，也就在宋代，个人经验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已经到了极限。单凭个人经验，没有科学的指导，技术再也不能进步了。所以，自宋代以后，我国在技术上，就再无任何重大发明。之后的生产力，就只有量上的增加，没有质的提高。” “但是，身处西欧的英国，却走上不同的道路。英国与古代中国的最大不同，在于英国有两所有八百年历史的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大学，对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剑桥大学最早的历史，是在一二零九年。到一六六一年牛顿入读剑桥大学三一书院，已经有四百多年的教学历史。牛顿发现的力学三定律，是现代科学的奠基石。力学三定律的出现，是人类第一次认识到，世界万物，都是自然现象，都是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的客观规律。这对探索自然科学的人们来说，是让他们推开了一扇大门，看到了光明的未来。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其意义不亚于人类首次直立行走那一刻，也不亚于人类首次打造工具那一刻。自此以后，自然科学飞速发展起来。” “英国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产品，就是瓦特蒸汽机。瓦特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他的身份一直是一名工匠。但是，他不是一名普通的工匠。他呈经帮格拉斯哥大学修复过大量的天文仪器。这标志着他不只是一名工匠，而是一名掌握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工匠。如果没有深厚的自然科学底蕴，他怎么可能将大学里最先进的科研设备修复好呢？” “正因为瓦特有此成就，格拉斯哥这所文理医工各科齐备的综合性大学，在校园里给了他一个工作间，给了他一个‘大学数据仪器制造者’的头衔，成为大学的编外员工。这一经历，是瓦特未来成功研制出瓦特蒸汽机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瓦特在研制蒸汽机的过程中，经常与格拉斯哥的学者们沟通，在理论得到他们的帮助。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瓦特在试验发现：从水壶里出来的蒸汽，能够将与其等量水的温度提高到沸点，并使其体积增加六倍，其结果是所耗费的热量单位为五百三十四个。瓦特无法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于是他请教格拉斯哥大学的布莱克博士。布莱克对瓦特解释，当水沸腾并转变成蒸汽的过程中，尽管温度不再进一步升高，但却继续吸收热量。当蒸汽冷凝时，这部分热量就会被释放出来。实际上，布莱克也呈经做过类似的实验，他们俩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只是通过的途径不同而已。瓦特所取得的五百三十四个热量单位这一数字（注：当今蒸汽潜热的精确数字为五百三十七个热量单位），正是布莱克所说的蒸汽的潜热。布莱克对于他的结论能被别人用这种实际的方法加以证实，自然感到喜悦，因此，他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瓦特试验的进展，并且给了他很多帮助和指点。罗比森回到大学后，他也同样满腔热忱地鼓励瓦特进行试验。一旦瓦特掌握了关于潜热的理论，旧式发动机效率低的症结也就迎刃而解了，并且这对他后来的所有试验工作都起着指导的作用。他终于知道了在汽缸交替加热和冷却的过程中，损失掉的热量到底有多少。最后，瓦特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研制出来的蒸汽机，与旧式蒸汽机相比，用煤量降低了五倍。” “由此可见，没有自然科学的飞跃发展，英国根本不可能诞生工业革命。牛顿力学的诞生与之后的工业革命，存在着不可代替的因果关系。” “牛顿力学的创始人是剑桥大学的学生，瓦特蒸汽机的发明者是格拉斯哥大学的‘大学数据仪器制造者’。剑桥和格拉斯哥，都是综合性大学，大学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大学是什么？大学不是赚钱机器，大学是传承文化的载体，大学是志同道合者的殿堂。正因为有大学，对文化有兴趣的人，都会到大学里求学，或者到大学里讲学。正因为有大学，所以个人有什么学术成果，也愿意拿到大学里，与志同道合者分享。大学一方面收藏了大量古今内外的学术著作，可以让有志之士饱览群书，另一方面通过传道受教，直接培养文化继承者。这是人类文化得以延续的唯一根基。每个人的精力和寿命，都是有限的。如果人类不能很好地继承和利用前人的文化成果，不是在前人的根基上向前迈进，那么人类文化永远只能停留在低层次，不可能逐步提高。” “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中国古代，也有很多自然科学成果。例如，西周的数学家商高，就在公元前一千年发现了勾股定理的特例，比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早了五百多年。另一个更显著的例子就是，墨翟（人称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写的《墨子》。里面有大量对杠杆、滑轮、轮轴、斜面及物体沉浮、平衡和重心都有论述。而且这些论述大都来自实践。但是，这些自然科学成果，在中国，只是星星点点地存在于书本之中，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墨子》在六朝之后，还大部分失传了。这是为什么？”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古代一直是领先世界的。秦汉时代，就完成中央集权制度，这对国家的统一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隋唐时代，这完成了科举制度，这对打破贵族垄断，让社会阶层上下流动，起到决定性作用。从唐朝开始，中国进入了人人机会平等、无分贵贱的平民社会。所谓富不过三代，就是平民社会的真实写照。” “但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建立在四书五经之上的科举制度。科举只考四书五经，排除所有自然科学和财经知识，使到经过科举上来的统治者，知识面是极其狭窄的。四书五经讲的是修身治国的大道理，讲的是基本哲学。这些知识当然很重要，当然必须掌握。但是，所有的统治者，都只掌握大道理，却完全不懂具体事务，那么怎能治理好国家呢？” “事实上，自宋代科举文人主导国家政权以来，朝庭上就深深陷于党争之中。科举文人个个口吐莲花，妙语连珠，词藻华丽，但到了朝庭之上，除了结党营私，互打嘴炮之外，就什么实事都干不了。大家翻开历代文官的奏折看看，这可以看到，这帮科举文人打嘴炮奇葩到什么程度。党争不断，嘴炮冲天！这种境象，贯穿着中国宋、明、清，直至民国。” “明朝末期，以东林党为代表的科举文人，通过对社会舆论的强力cao控，终于压制了皇权，全面掌握了军政大权，就连军队的主帅，也只能由科举文人出来任。结果，朝庭内只有党争，无人干实事。明末因此对内引发大规模民变，北方地区一片糜烂。对外，被只有三十万多人，还处于奴隶制的满清部落，打得只敢龟缩在城池里，任由清军在华北地区烧杀抢掠，就是不敢出城打野战。明朝一灭亡，那帮科举文人，就立刻涌倒在李自成脚下，拚命添李自成的脚趾。李自成一败，满清入关，同一帮科举文人，连想都不用想，就立刻涌到顺治的脚下，拚命添他的脚趾。而最奇葩的是，后世的公知文人，从没有人问一句：节cao何在？风骨何在？文人修的《明史》，竟将东林党人捧到天上，这真可以说是人间奇迹了。” “满清铁蹄一入关，与东林党人相结合，中国就进入了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大兴文字狱的最黑暗时代。在满清统治的两百多年里，西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生产力突飞猛进，满清政府却夜郞自大，鼠目寸光。中国怎能不落后？” “到了民国，虽然有了大学，但大学里培养的，九成还是文科大师，也就是那些嘴炮大师，与封建皇朝并不区别。于是，整个民国，我们可以看到公知大师们嘴炮轰鸣，惊天动地，却看不到有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从民国工厂里生产出来，打击侵略者，尽管那个时代，国家安全是重中之重。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才有自己的研究型大学，中国才有自己的现代工业，才真正进入现代社会。” “中国古代朝庭内依靠嘴炮大师治国，朝庭外放任自流，任由市场自行调节，结果永远只能处于小农经济的阶段，不可能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因为没有大学，就没有自然科学，没有自然科学，就没有工业革命。大学不是盈利机构，只是一个知识传承机构，所以大学是不能在市场经济土壤中，自行诞生出来，只能由国家意志产生出来。例如，力学三定律发现之后，牛顿可以将其申请专利，然后向使用者收钱吗？当然不可能。所以，大学不可能承担赚钱的义务。但是，大学里的人，也是要过生活的。所以，大学必须有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这是大学生存下去的最基本条件。而政府的财政支持，则是大学经费最稳定最可靠，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来源。所以说，没有政府的意志，就没有大学，就没有自然科学，就没有工业革命。” “英国最早的两所大学：牛津和剑桥，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莘莘学子，不可能饿着肚子去读书，教授也不可能饿着肚子去讲学。英国政府对两所大学，八百年来从不间断的财政支持，是两所大学能生存下去的主要基础。如果说，一开始英国对大学的支持，是无心插柳的话，那么英国一六二四年颁布的《垄断法》，被学术界普遍公认为真正具有现代化特点的专利法，则标志着英国政府开始有心栽花，高度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了。” 岳维贤最后说道：“我所得出的结论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举国体制的结果，不是民间自发的行为，是强而有力的政府，长期有所作为积累起来的结果，不是政府无为而治的结果。牛顿在一六六五年发现力学三定律，瓦特在一七九零年发明出真正的蒸汽机，这些在历史长河中，看似是偶然事件，是上帝照顾了大英帝国。但是，从英国政府长达八百多年，对研究型大学的财政支持和投入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偶然事件在英国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