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发现》(五)
卷一:发现了《周易》文本 第二章:春秋《周易》文本的发现 第一节:《左传》一书里记载春秋时期的《周易》文本 上一讲里我们讲述了，今本《周易》一书的特殊格式，那种格式在世界上的书籍里，是个独一无二的。已知那是个卜筮之用的格式，可那种独特格式(或叫套子)里，装进去的却有着思想内涵的东西，这不能不让人更加惊奇。是如何造成这种外形与内容奇特的反差，也不由得使我们怀疑这种格式与内容形成巨大反差存在的真实性，难道创作《周易》一书的作者，能写作出如此有思想性内涵的文章，而为何装进卜筮之用的“套子”工具里呢？我们非常的怀疑这是《周易》创作的本义，果然我们在先秦的历文史籍《左传》一书里找到了被人忽视的答案，那就是春秋时期流行的《周易》文本，并不是我们今天传承下来的数字爻题格式的《周易》。 《左传》一书里保留着有关以《周易》筮之的筮例，也有引用《周易》的例子。 我们先看《左传》一书里保存的筮例列举如下： ⑴《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厉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 ⑵《左传·闵公元年》：“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 ⑶《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⑷《左传·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 ⑸《左传·僖公十五年》“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亡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 ⑹《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 ⑺《左传·成公十六年》：“晋楚遇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国戚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 ⑻《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 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 ⑽《左传·昭公五年》：“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 ⑾《左传·昭七年》：“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絷，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 ⑿《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 ⒀《左传·哀公九年》：“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 以上是《左传》一书中保留的十三个筮例。其中有十一筮例应是以《周易》筮之的筮例，而另两例应是其它“卦”书(《连山》或《归藏》)的筮例。 由《周易》筮之的筮例中有三例是直接点明“以《周易》筮之”。十三个筮例中除两例外，均称谓一样，即“遇某之某曰”。如“遇《观》之否曰”。其卜筮出现的“繇”曰内容与今本《周易》一书里的“爻辞”内容的一样，而那时不称“爻辞”(即数字爻称)是称“繇”。 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记:“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亡也。女承筐，亦无贶也’。” 这里的“其繇曰”，并不是“其爻曰”，或“上六曰”。由此说明那时的《周易》文本，还不是以“六·九”数字做“爻题”的文本。 我们再把《左传》里引用《周易》一书的文句例子，如同引用《诗》与《书》那样，直接用于阐明事理的例子列举如下: ①《左传·宣公六年》：“六年春，晋，卫侵陈，陈即楚故也......楚人伐郑，取成而还。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瘳语，欲为卿，伯谬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②《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 ③《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④《左传·昭公元年》：“赵孟曰：‘何谓蛊？’对曰：‘yin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⑤《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对曰：‘……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⑥《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于史墨曰……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从以上《左传》里引用的六个例子来看，其中五例是引《周易》一书的内容，并直接点明《周易》一书的名称。而其中一例应是“易卦”(《连山》或《归藏》)书的引用。 无论《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或是引用《周易》文辞以阐明事理。其称法都是一样的，即都是“某之某曰“的格式。 如筮例:《哀公九年》：“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 如引用:《宣公十二年》:“《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 《左传》一书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和《周易》有之，虽然是两种用途，一种是在史巫手里，当做卜筮之书，而在上层士大夫手里，把《周易》无疑当成同《诗》、《书》那样，被当做经典书籍看待。虽然两者把《周易》用途不同，但称谓的格式是相同的。两者小有区别，在于“筮之”与“有之”的区分。无论是“筮之”与“有之”，而表述的内容格式，无疑表明了当时两者使用的《周易》是一种文本。因《左传》是传《春秋》史，其“筮之”的卜筮，与“有之”的引用之事，均是发生在春秋时期，故我们把这时出现的与今本《周易》不同的格式内容，称为“春秋《周易》文本”。 那么春秋时期，《周易》又是怎样的一种文本格式呢？ 由《左传》一书记载引用《周易》一书文句例子，可以再现《周易》文本格式来。特别是可通过《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所引用《乾》里凡带“龙“的句子内容及称谓，由此再现春秋《周易》文本的内容格式。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对曰：‘……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根据这里的说法，我们由此再现《周易·乾》的内容格式： “《乾》 姤：潜龙勿用。 同人：见龙在田。 大有：飞龙在天。 夬：亢龙有悔。 坤：见群龙无首，吉。” 以上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所引用的内容，凡是《乾》里带龙的句子被引用时所出现的称法与内容。 我们可通过今本《周易·乾》里的内容来看，同样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引用例子中的带龙内容。现将今本《周易·乾》卦内容列举如下：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我们通过今本《周易·乾》卦结构形式及内容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引用《周易·乾》里的凡带龙的内容及称谓对比来看，《左传》里出现的引用《乾》里带龙的句子等同于今本《周易·乾》卦里带龙的“爻辞”。 现列举如下： 《乾》之“姤“＝“《乾》里的“初九“ 《乾》之“同人”＝《乾》里的“九二” 《乾》之“大有”＝《乾》里的“九五” 《乾》之“夬”＝《乾》里的“上九” 《乾》之“坤”＝《乾》里的“用九” 我们通过这一引例中的称谓及内容，发现“春秋《周易》文本，以《周易》一书里的符号及名称，作为《周易》每篇里“繇”曰（或称“繇”）的排列规律。因《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引用《周易·乾》里凡带龙的句子称谓是“姤”、“同人”、“大有”、“夬”、“坤”，即五句话。而我们可从今本《周易·乾》卦里看到的一共是‘八句话’，分别是：一句是《乾》卦的卦辞，即“元亨利贞”。有六句是所谓的“爻辞”，从“初六”到“上九”的称谓及爻辞内容。还有一句为“用九”的称谓，其爻辞是“见群龙无首，吉”。其中六句的爻辞里有两句爻辞，即“九三”与“九四”爻辞中没有带“龙”一说。所以《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引用中就没有引用这没带龙的两句话。若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里的引用称法，来恢复春秋《周易》文本里的《乾》篇，就是如下的结构形式及内容： 乾，元亨利贞。 姤：潜龙勿用。 同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小畜：或跃，在渊，无咎。 大有：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夬：亢龙有悔。 坤：见群龙无首，吉。 (注:每个名称前是有一个“六联体”的符号，就是根据这个符号以此变化才得出另一个符号和名称来，因打不出符号，此处略) 这就是春秋《周易》文本里《乾》的内容格式，这种结构形式，正是以《周易》一书里的符号及名称来排序《周易》每篇里的句子题目，也可称为“句题”或“句称”。《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出现过“其繇曰”，说明那时把《周易》里的句子看成“繇”了。无论是筮卜，还是引用，都出现的是“某之某曰”这种称谓，我们在论述“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时，还是以“繇”或“繇称”这种称法。 从春秋《周易》文本里《乾》的结构形式来看，《乾》里是用《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及名称来排序其繇称的。反过来说，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及名称来排序每篇里的繇称。从春秋《周易》文本《乾》里的“繇称”排序方法来看，是有《乾》的本位符号（即“—”这种画道的组合的六联体）为基准，通过初画变起（即“—”变为“－－”），由此可变出六个不同的六联体“画符号”，来作为六个文句的繇称（春秋《周易》文本里六十四篇里的《乾》与《坤》各多出一句繇称，其它均是六句繇辞与六个“繇称”。 《乾》里的画符号是“”(因打不出这种符号，故空去)，通过《乾》符号的初画“—”变“－－”（这个符号在春秋时候是这样写的“∧”），那么，就会得出另一个“画符号”来，通过对《乾》的“画符号”初画的改变，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画符号“”，即《姤》的符号。再通过对第二“画道”进行改变，就又变出一个不与相同的六联体“画符号”来，以此类推可通过《乾》符号里的六个划道的改变，就会变出六个属于“六十四画符号”里的六个不相同的“画符号”来，也就得出六个名称来。 我们把春秋《周易》文本《乾》的结构形式，是通过《乾》符号的下端逐划道的改变，所变出六个不相同的画符号及名称做为繇称的排序列举如下： ()乾: ()姤: ()同人: ()履: ()小蓄: ()大有: ()夬: (因“划符号”打不出，用()代替) 我们通过以上的符号所看到，《乾》之后的“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是通过《乾》符号的六划道逐次改变的方法，得出《周易》里六十四画符号中的六个“画符号”，也就得出六个《周易》里的名称。来作为《乾》里的“繇称”。 从《乾》里看到的“繇称”排列方法，由此推而广之，整个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六十四内容，均是这种排列方法(这也是由《周易》“筮之”和“有之”例子的称谓，都能一一对应的)。即春秋时期对《周易》六十四文变成“繇称”文本时，是以每篇里所用的一个“画符号”(即六联体符号)作基准，如《乾》里的那种排列方法（当然，《周易》六十四文里，唯有《乾》与《坤》被多分割出一句“繇称”。《乾》里的最后一句“繇称”为“坤”，《坤》里最后的一句“繇称”为“乾”）。而且这种“繇称”是固定不变的。即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作为“繇称”的排列结构形式。所以，无论《左传》里的“以《周易》筮之”，还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才会出现那种相同的称谓，即“×之×曰”。如，史巫用春秋《周易》文本进行卜筮，刚好筮出的是《乾》里的“姤”繇辞，就要以这一句“繇辞”来“解读”所问的人事吉凶。史巫就先会把这一句“繇”文说出来，史巫就会说“以《周易》筮之，遇《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如何如何。” 若是某一人士，正想引用这种《周易》文本《乾》里的这句话，来阐明事理时，就会说“《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如何如何。”显然，《左传》里出现的，无论以《周易》筮之，还是引用《周易》的例子，使用的是一种《周易》文本，即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作繇称的《周易》文本。 无论从《左传》一书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还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用于阐明事理的例子，通过它们的称谓，明确的看到是以《周易》一书里的名称及所用的符号，作为每篇里的“繇称”排序，也由此可推演出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我们还可从《左传》里记载卜筮中的两个例子里，所涉及《周易》里的一篇内容，由此推演出这种文本的内容格式。我们先把《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所涉及《周易》同一篇内容的两筮例摘录如下： ⑴《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⑵《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 以上两筮例中涉及的是《周易·大有》里的内容，我们已知春秋时期的《周易》文本里每一篇里的“繇称”是以《周易》里的符号及名称充当的，也知道是如何的排序规则与方法。那么，我们先把作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内容格式抄录如下： “()大有，元亨。 ()鼎：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离：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睽：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大畜：匪其彭，无咎。 ()乾：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壮：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括号代表的是“六联体”符号) 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是以“鼎”、“离”、“睽”、“大畜”、“乾”、“大壮”名称做繇称。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筮例中说“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 这里说的“《大有》之“睽”的“睽”(本是《周易》一书里的一篇文章名称)，正是《大有》里的第三“繇称”。而《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说“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这一筮例中说的“《大有》之“乾”的“乾”，正是《大有》里的第五“繇称”。这两筮例中，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五繇辞，另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三繇辞。《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的筮例中，所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三繇辞时，卜史偃要以此“解读”“勤王”之事的吉凶。卜史偃就引出《大有》里第三繇辞内容，即“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这“公用亨于天子”，正是《大有》里第三繇称的一部分内容，只是卜史偃没有引述“小人弗克”来解读他卜问事情的吉凶，而是找有利的繇辞‘解读’他认为的吉凶。我们所要看到的是这一筮例中出现的“《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说的正是春秋文本《周易》里的《大有》第三繇称里的文辞。而《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只出现了《大有》中的第五“繇称”，即“《大有》之“乾”，而并无引出以“乾”做繇称里的文辞来，而这一筮例中“曰”之后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不能理解成是《大有》里的第五繇称里的文辞，还认为是与今本《大有》里不同的文辞，这样认为就错了。这里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内容，是史巫的解筮的话语，这种方式，即“某之某曰”后出现的内容，而不是《周易》里的文辞，并不是仅此一例。正如此筮例里出现的“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这种说法格式，是史巫点明某“卦“(这里史巫已把《周易》称卦了)某繇称后，跟着出现的是史巫解卦的语言，这种“解卦”语言，一般是通过所筮出某卦的卦符号取象或通过得出的某繇辞来解卦，并不引出某繇辞，而是变成自己的对所问事项的吉凶，说出一套说语来，所以就不能一概认为“某之某曰”之后的话，就是《周易》里“某之某”里的繇辞。这一筮例出现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正是史巫通过《大有》里的第五繇称“乾”的取象（“乾”的取象为“天”、“父”、“君”等）做出的“解卦”语。我们这里只是要看的是，《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出现的“《大有》之“乾“”，正是通过《大有》卦名和《大有》里排第五的繇称“乾”名，出现的这种称谓。由此从这两筮例中，也完全能够印证春秋《周易》文本的每篇里的结构形式来。 《左传》里的以《周易》筮例说法与引用例子里的说法是吻合的，也由此证明，两者所用的是一种文本，即“春秋《周易》文本。也由此而知，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符号及名称来编排每篇里“繇称”内容的。 总之，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六十四文格式内容均是:画符号十名称十文辞十繇称符号十繇称名称十繇辞 如《乾》与《大有》格式内容: 《乾》 “()乾，元亨利贞。 ()姤：潜龙勿用。 ()同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小畜：或跃，在渊，无咎。 ()大有：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夬：亢龙有悔。 ()坤：见群龙无首，吉。” 《大有》 “()大有，元亨。 ()鼎：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离：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睽：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大畜：匪其彭，无咎。 ()乾：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壮：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接下来我们看这种不同于今本《周易》格式的春秋《周易》文本定型于何时？